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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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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
第一次国共内战的一部分
LaLargaMarcha19341935-zh.svg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线图
日期1934年10月-1936年10月
地点
结果 中國共產黨中央机关及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避開了国民政府军,转移到中国西北地区,但主力也在行動中也受頗大的非戰鬥損失。
参战方
国民革命军军旗 國民革命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旗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共中央政府)

中国工农红军军旗 中国工农红军
指挥官与领导者

中国国民党 蔣介石军委委员长
中国国民党 薛岳 追剿军总指挥
中国国民党 吴奇伟
中国国民党 周浑元
中国国民党 何键
中国国民党 龙云
中国国民党 陈济棠
中国国民党 白崇禧
中国国民党 王家烈
中国国民党 孙渡
中国国民党 张学良
中国国民党 杨虎城
中国国民党 刘湘
中国国民党 刘文辉
中国国民党 邓锡侯
中国国民党 杨森

中国国民党 胡宗南

中国共产党 朱德 军委主席总司令
中国共产党 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 毛澤東
中国共产党 博古
中国共产党 李德
中国共产党 张闻天
中国共产党 王稼祥
中国共产党 彭德怀
中国共产党 张国焘
中国共产党 徐向前
中国共产党 陈昌浩
中国共产党 贺龙
中国共产党 任弼时
中国共产党 萧克
中国共产党 吴焕先
中国共产党 徐海东

中国共产党 鄧小平

长征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称为流窜[1]西竄[2][3],是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期间 (八年抗戰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控制的地方割据武装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註 1]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中央苏区和南方苏区开始的战略转移與逃亡,其最终抵达、汇聚于陕甘苏区。这些军队到达陕甘苏区后,于1935年12月,中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在报告中使用“长征”一词,是为该党的党史上的首次[4]。红一方面军行程二万余华里,在其党史中又称“二万五千里长征”,實際距離合萬余公里[5]。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合。中共紅一方面軍在其368天的战略转移与逃亡期间,每一两天就有一次遭遇战,且共有15天大决战。白天行军235天,夜间行军18天,休息共44天,平均每走114英里休息一次。紅一方面軍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共进行了380余次战役战斗,进攻占领了62座县城,红军被歼灭的营以上干部有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武装击溃了当时中国政府的正规軍数百个团。此次战略转移与逃亡其间,这些军队穿越大面积的雪山、高寒的高原草甸、永久冻土带和无人区,共经过11个省、18座大山、24条大河、5座连续的雪山[6]

背景[编辑]

博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李德时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二人被中共认定应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负主要责任。

1932年4月,中国共产党于前一年刚成立的地方割据政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發表〈對日戰爭宣言〉,宣揚抗日救國的主張,並以红一方面军做為抗日先鋒軍東征[7]

1933年10月,国民政府動員近100萬國民革命軍圍剿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農村根據地,並以50萬優勢兵力重點進攻中央蘇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要控制地區)。在前四次戰役中,由於實施毛澤東運動戰方針,國民革命軍均以撤退告終。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等人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来临。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顾问李德支援中央苏区,基于对共产国际的全心信任,博古放手让他参与军事决策[8];然而参与过欧洲战场的李德却不了解中国战场的特点,遂与周恩来等人无法合作[9]:132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期间,博古召开中共中央局会议,主张坚守阵地。这一主张遭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的上书反对,认为民众没有实力抵御长期的阵地战、应当继续游击战[10]:431,且直言中央局的决议“空洞说教”[9]:110-111。博古读后起草《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罗明为主的“机会主义”(罗明主义),并随后开展反罗明路线运动,大量基层和前线干部被牵连撤职。在这些运动中,包括张鼎丞刘晓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何叔衡等人均被牵连[11]:111

第五次圍剿戰爭前夕,柳維垣首先提出改變國民革命軍的戰略,他反對圍剿,提出改變圍剿為追剿。此一新戰略為蔣介石所採納,國民革命軍改變作戰策略,戰法步步為營[12][13][14]。国民政府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略,并组织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顾问对军官进行培训[15]。1933年9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黎川,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同年冬,福建发生以十九路军为骨干的李济深陈铭枢陈公培蒋光鼐的“福建事变[9]:134,中国政府之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派遣十九路军镇剿红军,部分十九路军将领认为因此无法立即与日军对战,招致部队不满,遂成立中华共和国,并与红军将领彭德怀朱德密切联系[9]:135。蒋介石遂率中央军抵达福建镇压,当时本用于第五次围剿战役的部队抽调福建,红军部分将领彭德怀建议出兵支援福建。然而当时博古、李德则认为蔡廷锴等人不可信,遂颁布《福建事变与我们的任务》拒绝支援,因此坐失良机[9]:135。福建事变被平定后,蒋介石重新整理部队,由何键陈济棠顾祝同蒋鼎文率四路军一百万合围红军,逐步縮小包圍圈。而李德则主张部队在广昌与国军决战,导致红军损失惨重,彭德怀与李德发生尖锐对抗[16]张闻天也激烈反对博古的军事策略,核心领导的冲突已经公开化[11]:122[9]:144。1934年5月,博古在瑞金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续战略方针,并确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李德开始制定计划[17][9]:147

1934年7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发布《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派遣红七军团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18]:15。随后这支部队与赣东北地区红军合编为红十军团,于1935年1月失败[18]:133。8月,红六军团奉命从湘赣苏区西征,以作为中央红军的探路先锋[19]。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称“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为战略转移释放信号[20]。此时,周恩来在南昌行营的情报系统透露国军将要发动最后总攻击,中共的主要中央领导人于是决定,于10月中旬放弃中央苏区[21]。「长征」的目的在于求生存[22]

经过[编辑]

红一方面军[编辑]

抗日先鋒[编辑]

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初,博古等中共的中央领导人和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人决定放弃中央苏区,将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共中央机构向西转移至湖南西部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一决定未经该党的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机关直属队共8.6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兴国等地开往雩都县集结[18]:77。1934年10月17日傍晚,中央红军直属机关及一、三、五、八、九军团从江西雩都县渡过贡水,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18]:80。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共1.6万余人则被留下在项英陈毅等人领导下进行游击战,开始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8]:75

蒋介石预见到中央红军的意图,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集结大量兵力组成四道封锁线。红军以一、三军团作为先锋,两个军委纵队居中,八、九军团分居军委纵队左右掩护侧翼,第五军团作为后卫[10]:433。早在红军长征前,中共就派出潘汉年何长工与广东地方首领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为红军突破封锁线创造有利条件[23]。10月21日晚,中央红军在赣县王母渡信丰一带突破国民革命军第一道封锁线,25日全部渡过桃江,携大量辎重沿信丰油山大庾南雄之间的粤赣边界缓慢西行[24]:48。尽管事先达成了协定,但由于陈济棠并未及时使粤军前方部队知情,红军仍遭受了一定损失,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阵亡[24]:48。11月5日至8日,红军突破了广东仁化城口湖南汝城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10]:433[註 2]。13日至15日,在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10]:433,并占领了宜章[24]:51。此时,蒋介石已经判明红军西进企图,任命何键为追剿军司令,指挥部队尾追红军[24]:51

11月15日,红军继续西进,攻占临武蓝山道县等地;25日,红军全部渡过潇水[24]:54。同日,中央红军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西渡湘江[18]:158。此时由于蒋桂矛盾,桂军撤出湘江防线,但中央红军并未有效利用这一机会,仍然携带大量辎重缓慢前进[24]:54-55。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湘军刘建绪部占领全州,形成对红军的夹击态势;红一军团部队抢占了界首一带渡口,红三军团也前出至湘江[24]:56。27日,蒋介石下令进攻,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为掩护后续部队渡江,展开惨烈的阻击作战。中央红军面对国民革命军全面进攻,于11月27日至12月1日历时5天,从广西兴安至全州之间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18]:190湘江战役之后,出发时的八万余中央红军仅剩下3万餘人[25]。红三军团十八团、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湘江东岸全军覆没[18]:193红八军团由于损失惨重,番号撤销[18]:189

1934年12月上旬,红军从广西龙胜翻越了老山界(即越城岭[18]:199。此时,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前往湘西,但政府正规军对此已早有准备[18]:203。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通道会议,尚未恢复权力的毛泽东主张放弃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西进入贵州,获得了大多数红军领导人的认可[26]。12月13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18]:210。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正式肯定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发展川黔边区[27]。1935年1月,红军开始强渡乌江,突破黔军的防线,向遵义地区进军[10]:433

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编辑]

1935年1月7日,中共的“中央红军“武装进攻并占领了遵义县城,在城内休整[18]:230-232。1月15日至17日,该党的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其党史称为遵义会议,旨在研判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和领导集体。在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就已暗自结成同盟,试图共同反对博古、李德[11]:131。会议上博古率先作报告,检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军事指挥错误,但主要是客观条件的困难[11]:135周恩来随后做副报告,称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11]:137。紧接着,张闻天在会上作反对中央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28]。随后毛泽东作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利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突围时的保守主义[11]:136。随即,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纷纷表示赞同。会议召开三日,最终决定取消原来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领导[11]:139,由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增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恢复了对红军的指挥权[29]。会议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总负责政治和党务,军事上则由周恩来为主、毛泽东为辅进行总指挥[10]:433

1月19日,「中革」的军委发布《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协同作战[24]:88。同日,红军分三路向土城方向前进,24日攻占土城。28日,红军向位于土城以北的青杠坡的国民革命军郭勋祺部队发起进攻,激战一日,双方损失惨重[24]:89。此战红军损失上千人,夺取赤水县和渡江的计划均未能实现[30]。次日,红军兵分三路,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地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地区[18]:55。2月5日至9日,红军进抵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 地域及云南威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即扎西会议,会议决定: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31][10]:433,在常委分工中负总的责任[32];暂缓执行渡江入川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为发展地区;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整编部队为十六个团[33]。此时,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命令吴奇伟周浑元孙渡等部队协同川军试图在川南地区歼灭中央红军[24]:91。2月10日,毛泽东等红军领导决定东进,二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24]:94

1935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统一负责军事指挥。